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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卫平忆文革:和习近平刘卫平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
2015-05-28 14:46:13 来源:聂卫平·围棋人生 浏览:60235 评论:2
  文革期间,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三人被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在一次红卫兵武斗中,他们三人遭到了突然袭击,聂卫平回忆:“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脑震荡。”本文摘自《聂卫平·围棋人生》,作者聂卫平、王端阳,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

  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2010年在毛主席故居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第二次遇险是在上方山云水洞,时间也是在1968年。当时我们学校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带了几个同学从哈尔滨来,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听说上方山有个云水洞,要去那里探险,白克刚把我也叫上了。

  上方山云水洞现在成了旅游景点,那时还没开放,连车都不通。我们从周口店下火车,沿着一条山沟走了五十多里才到达洞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秋天,满山的野果都熟了,有海棠、山梨、酸枣,还有一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我们一边摘一边吃,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中午我们在山上一个劳改大队打尖吃饭,劳改大队的管教干部听说我们要去云水洞,就跟我们讲,战备时洞里可以藏几个军,还说从这个洞口进出,那边可以从几百公里外的张家口出来,当年外国有两个探险队进去都没能出来,就在前些日子,北京工业大学的就死了两个等等,他讲得很邪乎,意思是想吓住我们,没想到这更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见我们执意要去,就告诫我们说,在洞里不要大声讲话,否则一产生共振就会引起塌方,并劝我们过了六七洞就不要往里走了。我们离开劳改大队,来到一个尼姑庵,洞口就在尼姑庵的一座神像的后面,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暗道似的。我们在尼姑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进了洞。

  洞里特别黑,我们带的装有五节电池的大电筒都不管用,幸好带了马灯,这也不知是哪位有先见之明。过了几个洞,果然看见地上尽是骷髅和死人骨头,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我们还听见下面老有水响,用电筒照却看不见,后来听人说那是暗河,掉下去就完了,尸体都找不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还小,反而觉得特别刺激,特别来劲儿。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我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络,我用电筒打出去,光就像消失在宇宙黑洞里似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自己也好像在宇宙空间,四周一片黑暗。我想这一下完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回去的路,这里有无数的洞穴和岔路,就像迷魂阵一样,最后只能饿死,想到这我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时白克明提着马灯找我来了,使我大难不死。后来白克明当了中宣部副部长,我见他问还记不记得在云水洞救我,他说记不很清楚了,我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笑了笑。

  第三次是到了东北山河农场。星期日放假,我们六个北京知青去嫩江县城玩。正值冬天,天气奇冷。我们搭车去,坐在车厢里,是很艰苦的,能把人冻死,就这样人家还不让你搭,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女的就好搭,还让坐在驾驶室里,真是没法说。到了县城,我们住进农场的办事处。听说有场好电影,具体什么片子记不清了,我们就到电影院去买票。那时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难得有一场好电影,所以来看的人很多,还得排队。售票口有个铁栏杆,我们就站在里面排。

  这时来了一帮当地的地痞流氓,故意寻衅闹事。我们北京知青都穿着统一发的“军大衣”,说是“军大衣”,其实是假的,土黄色,上下一般粗,非常难看。大概他们看出我们是北京知青,还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没敢向我们挑衅。我们前面有个当地知青,又是一个人,他们就朝他去了,故意找茬,挑起争端,最后恶劣到向他脸上吐唾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愿惹是生非,一个个就像缩头乌龟似的假装没看见。可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装也装不过去,最后我们其中一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指责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这一下不得了,就像捅了马蜂窝,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大打出手。这可不是一般的打,有点像流氓团伙之间的斗殴。他们本来就是想教训我们北京知青一下,好让我们以后听他们的,所以下手特狠,我的棉帽子一下子就被打飞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躲闪、抵抗,后来实在顶不住,急了眼了,正巧旁边有个煤堆,我们端起大煤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砸了过去,我也扔了一两块,当场就把他们砸躺下了好几个。

  他们没想到我们真拼了,顿时傻了眼。这时警察闻讯赶来,把我们带到派出所。我们把情况一说,警察就把我们放了,他们也知道那是一帮流氓。从派出所出来,我们还挺得意,走了没多远,突然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们,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感觉不对劲儿,撒腿就跑,这时他们就在后面追我们。我当时真是一路狂跑,心脏病也顾不上了,我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那些人是带了刀子和棍子来的,憋着要报复我们,如果被他们追上,打不死也得打个半死,东北人的血性是全国闻名的。

  我们一口气跑回办事处,可那些人仍不死心,把办事处给包围了起来。

  我们在屋里拿起了铁锨,准备最后一拼了。就这样一直相持到晚上。后来的结局挺绝的,他们见相持不下,就这么回去脸面上下不去,于是派代表进来和我们谈判,他们认为我们北京知青有种,是条汉子,以后谁也别惹谁,我们到嫩江来,他们不管,他们的事,我们也不要干涉,即所谓“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我们也巴不得如此,随即与他们握手言和。

  第四次就更悬了,那是在1994年,我到武汉参加一个比赛。比赛之余,湖北省的一位副省长请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山上打桥牌。打完牌副省长先走了,我们留下又玩了会儿卡拉ok,直到很晚才下山。我们坐的是一辆“中华子弹头”,刚上车我就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起瞌睡。我在车上特别能睡觉,就是在市内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能打个盹儿。当时可能是麦收时节,公路上晾了很多麦子,汽车从上面压过时,把麦秆卷进汽车轮子里,经过一段摩擦,居然着了。他们发现起火,惊叫起来,并迅速地跳下了车。我居然没有听见,仍一个人留在车里迷瞪着。等他们把我叫醒,就见前面已冒起好高的火苗,就像一条火龙来回蹿动。我当时真是吓坏了,这么大的火,汽车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我推旁边的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我只好从椅背上往后爬,“子弹头”车身还小,费了很大劲儿才从后门爬出来。所幸的是汽车没有爆炸,火很快就给扑灭了。事后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关键时刻你们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里?他们说当时以为我也出来了,就急着救火去了,后来才发现我还在车里。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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