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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与王明的恩恩怨怨
2015-11-13 14:37:26 来源:党史纵横 浏览:317 评论:0
张国焘和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名噪一时,达到了各自政治生涯中辉煌的巅峰。然而他们却又都未能在自己最初的事业上善始善终:张国焘在1938年脱离了与其生死与共18年的中国共产党,投奔曾经的敌手国民党;王明在1958年,借养病之机滞留苏联,成为苏联反华代言人。纵观二人的人生轨迹,虽交集甚少,但在1928年5月至1938年4月,从莫斯科到延安,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之间却有着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 本文摘自2013年第8期《党史纵横》,作者董雪娇。


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驻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张国焘与王明初次谋面是在遥远的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中国学生在纷飞的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王明便是其中一员。1927年王明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任翻译,同时协助副校长米夫,研究中共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1928年夏,张国焘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莫斯科工作两年半,直至1931年初回国。时空交叠,二人恩怨由此拉开序幕。

1928年5月,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米夫和充任翻译的王明等一行十余人,到代表住处召集了一次预备会议,听取代表们的意见。这是张国焘记载的与王明的第一次见面。在这次预备会上,张国焘滔滔不绝,发表了近3个小时的演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这次见面,张国焘显然无暇顾及其他,王明也未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张国焘年长王明又比王明资历高很多,身居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时任翻译的学生很难入其眼。

莫斯科中山大学自创办起就为各种矛盾所困扰,内部斗争激烈异常,在经过了短短6年的艰难运作后不得不以停办告终。而张国焘和王明在中山大学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中自然不能不直面彼此。

王明在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列宁主义课上表现积极,因而赢得米夫的好感;米夫则在王明的“献计”下成功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从此对王明十分器重。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夺取中共的领导权。他们在数次风潮中,将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而张国焘作为代表团的一员,也屡次被推到是非漩涡当中。

(一)江浙同乡会事件

如何看待所谓“江浙同乡会”,是中共代表团与王明教条宗派集团之间最早矛盾的由来。

王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仍很孤立。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1927年秋,王明等人炮制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将其说成是一个反党组织。中山大学为此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把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话。向忠发严厉谴责了同乡会的“组织者”,也认定其为反党组织,警告要对他们进行惩处。向忠发的讲话在江浙学生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惧,这些学生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申诉,要求重新调查这一事件。于是,中共中央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瞿秋白、张国焘等去解决纠纷。

1928年7月27日,新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成立。经过一番调查、取证、问询,8月10日,“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提交报告,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并宣布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也要分别情况予以平反。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米夫、王明等人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是支部局调查不清造成了事态的扩大。当天,联共(布)中央撤消“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同时指出米夫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就说存在地下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此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张国焘和王明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一个是审查者,一个是当事人,处于对立的立场,案件最终的审理结果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离了。

(二)学校管理权争执

然而,中山大学里的政治风波并未随“江浙同乡会”案的撤销而平息。

关于中山大学的管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米夫、王明集团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针对这一争执,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大纠纷,结果解除了米夫的校长职务。

在米夫任校长时,中共代表团在中大很少有发言权。米夫在学校工作上不同他们商量,不征求他们意见,只听他的亲信助手王明等人的意见。而中共代表团则认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因此,他们对米夫在中大的措施,一致表示不满。1928年9月间,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议,以鲍罗廷代替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张国焘也婉转地向库西宁表示,米夫兼任中大校长并不是件好事。

1928年9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因接到一些学生的控诉,成立中山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大的纠纷。由于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因此调查会上由张国焘出席作证。张国焘在发言时,批驳了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校长米夫的说法。两星期后调查委员会再次开会,张国焘对“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的说法给予了反击。后调查委员会做出若干项决议,批评了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这一决议直接导致了后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对米夫校长职务的解除和新校长的任命。可以说,在这一回合的争执中,以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压倒了米夫、王明集团的风头,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三)中大清党事件

1929年初,王明等人借联共中央发动“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之机,在中山大学内以支部局出面,发动所谓“反右倾路线”斗争,矛头直指反对他们的工人出身的学生,同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所谓“工人反对派”的后台。同时,王明等人还利用墙报,公开画漫画,丑化中共代表团。

中山大学方面提议召开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瞿秋白谢绝参加,由张国焘代他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前去。联共莫斯科区党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中共代表团,认为它干预了中大的事;他还指斥中共过去犯过的错误,支持中大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并点名批评张国焘。芬可夫斯基的讲话遭到了学生们的激烈反对。张国焘针对芬可夫斯基对中共代表团的责难进行了抗辩,批评了支部局,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

之后,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山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由于米夫的背后活动,基萨诺娃最后拿出了一个肯定中大支部局同时又批评支部局在日常工作中存在大量缺点的报告,并建议在最短时间内对校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大清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了调查结果,赞同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必须着手改组并组织对该校人员进行清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一系列斗争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深知其不轨图谋,因此想借清党之机,打压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因此,瞿秋白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信的主要意图是要共产国际把中大清党的重点放在王明宗派集团上,不无过火的成分。

然而米夫及其追随者先下手为强,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在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上,王明宗派集团就发起了对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攻击,其成员盛岳公开谴责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大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张国焘还被指控曾私阅托洛茨基文件,被认为是有嫌疑的分子受到批判,他几经辩驳才勉强保身。而他的太太也被罚到工厂去工作了一个时期。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国焘一开始还能同瞿秋白立场一致,对米夫、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进行公开坚决的斗争。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令他精疲力尽,最后倒向了米夫、王明教条宗派一边。

1931年1月上旬,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实际上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莫斯科的经历使得张国焘面对王明时仍心有余悸,眼见王明得势,便主动靠拢,积极支持。

当年2月7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推崇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只有坚决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3月5日,他又在《实话》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吹捧王明说:“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这些派别观点是最易混淆两条路线上的斗争,而且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参与分子都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陈绍禹派,这就是藉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除了写文章外,张国焘还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忠实于四中全会和王明的领导的。当时,北方顺直省委有许多干部反对王明上台,罗章龙一派的韩连辉等人又进行分裂活动,使原省委陷于瘫痪,另行组织新省委筹备处,公开提出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急忙派中央代表团去解决问题,张国焘自告奋勇,以“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份,前往“巡视”。他利用过去在北方工作时的老关系和影响,帮助中央代表团向筹备处“作无情的斗争”,解散了筹备处的组织;并且向原省委的贺昌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与严厉的批评,指斥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之严重错误,指斥他们在立三路线精神下,反对新省委领导之倾向”。结果,原省委贺昌等人“完全说服过来”,张昆弟等人“均承认错误”,建立了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

张国焘回国后的这一系列表现,自然让王明十分欣赏,进而受到重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决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委派沈泽民担任中央分局书记。但是,王明为了重用张国焘,又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包括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徐向前曾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这也为张国焘以后的人生路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张国焘与王明再次相见是在6年后的延安。1937年11月,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回到延安。他的归来打破了延安的平静,也在张国焘心中掀起波澜。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在得知中央红军还不足3万人时,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拒绝北上,并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也北上到达延安。其时,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但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对革命的贡献有目共睹,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洛川会议上,让张国焘做了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宽宏大量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张国焘也算是将长期压在身上的包袱暂时放了下来。

然而,王明的归来又将恐惧的包袱重新加到了张国焘身上,并成为张国焘叛逃的催化剂。王明回国前,中央虽对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和批判,但并未置他于绝地。王明奉共产国际指示从苏联回来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这让张国焘产生了更深的恐惧。莫斯科的一系列风波已使张国焘领教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手法,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长征途中又另立中央,如果王明要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此时的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告诉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他不断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关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王明认为是有托派在暗中作怪。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李特、黄超(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既痛心又恐惧。王明还告诉张国焘说,俞秀松、周达文、蓝亦湘也都是托派,已被正法了。这5人均与张国焘关系密切,前两人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共过事,后3人与张国焘在莫斯科相处过。此时,张国焘愈发觉得王明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令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投奔曾与之为敌十年的国民党。

投敌后的张国焘,不久即遭冷落,解放前他逃往台湾,后转居香港,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中共领导人的情报,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的一个寒夜,他在一家养老院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1956年1月30日,王明以治病为由前往苏联,后滞留不归。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王明乘机发表了大量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文章,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代言人。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葬于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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