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那么，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强调“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从文化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有哪些重大意义？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
记者：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强调“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宋念申：每一种文化都是时代的反映。欧洲的文艺复兴，体现了欧洲知识人走出由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导的思维方式，重新发现、发明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文明线索；17—19世纪东亚世界也兴起一股以实事求是精神改造社会的思潮——即“实学”，这标志着对宋代以来理学道统的反思，是早期全球化时代物质文化发展的结果。
历史学者们回望过去会发现，在一个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总会有新的文化思潮和产品涌现，并持续影响后世。
今天，恐怕大部分观察者都不会否认，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样一个时代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化现象，也必然涌现新的文化产品。
在今天的中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我个人理解，从客观上看是因为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个新概念。有一些错误的历史叙述，总有意无意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立，似乎“现代”(modernity)是外在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的，“现代”只源于特定地域(欧洲)或者特定文化传统(西方)。
这种叙事人为塑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这样一种二元式的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
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中国遇到的挑战是：中国依靠自我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整体，不但没有衰亡，反而被激发出新的生命力。
举例而言：汉字作为一个表意为主的文字体系，曾在20世纪初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现代文教普及的文字，因为当时很多人坚信只有表音体系的文字才是更“现代”、更符合工业文明的。但多种取消或者拉丁化汉字的努力并未成功。而计算机技术问世后，各种汉字、汉语输入系统却在数字时代激发了巨大的语言科学潜力。
类似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它们促使我们反思过去僵硬的现代化理论，意识到“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本就是在漫长历史中相互塑成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全球多元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强调二者的通约性，传统与现代不但是可以结合的，而且本就是一体。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我们可以从这些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中汲取哪些智慧？
宋念申：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促成的。
比如说，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多元共生特点，形成了总体上包容、和平的特征，才造就了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统一性，也正是在包容中不断吸纳、学习，才使得这个文明保持了创新的特色，而所有这一切，是这一文明获得“不绝如线”的连续性的前提。而绵延数千年的连续性，更确认了她必须在更加包容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统一的基础上维护和平。
500多年来，由哥伦布“发现”美洲而开启的殖民现代性，主导了对“现代”的叙述。这一叙述突出的是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文明的等级和“本质性”，也因此，它借由“传播文明与进步”的理由，不断美化着资本与帝国的暴力征服。被征服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被锁死在这套本质主义的叙述中，最后连“种族”都被认为是低劣的。
我们不否认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辨”，但它在更多时间内，强调的不是人群之间的本质区隔，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区分，且充满了流动性。
我们在反思殖民现代性的时候，也要注意摒弃嵌套在其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既不要陷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消解了自己的多元一体特征，也不能为了对抗他者，凡是外部的、西方的我们就反对，觉得它们不是“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与中华文明一贯的包容性、创新性不符，也不利于保持我们的统一性、和平性和连续性。
记者：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作出论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
宋念申：“第二个结合”的提法，是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的确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指出“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现代之间是有机结合的。现代并不排斥传统，反而根植于传统。
其实，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就发源于传统，20世纪的革命让这些鲜活的资源突破旧有的窠臼，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理解传统、运用传统的方式。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既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激励和滋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民为贵君为轻”等政治意识，在不同的时代指向不同的内容，却都在当代召唤出新的历史使命感。这些源于古代的政治意识，是我们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经济学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物质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民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传统的“民本”政治理想高度契合。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让中国道路更具吸引力，让社会主义道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记者：从文化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有哪些重大意义？
宋念申：中华文化的形成，本就是不同地域的文化不断融合、外来文化在本土化过程中不断融合创新的产物。典型的如源自南亚的佛教，在传播到中原的过程中，和西域、西藏、中原的原有文化不断交融，产生出汉藏佛教这个具有高度容纳性的本土化宗教。中亚传播来的胡琴、琵琶等乐器，成为今天“国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带来欧洲的历算之学，成就了《崇祯历书》和《时宪历》。
而“第二个结合”也是一种宣示，马克思主义在被引入中国、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中，也深深植入了中国本土，成为新的“中国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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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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